强调宗教要为经济建设服务，或者强调宗教是一种文化，都模糊了佛教的宗教色彩。佛教存在于世的根本是要化世导俗，不能光在外延为自己争取合法地位，要理直气壮地突出自己的宗教品格和主体性。这就需要对“文化”一词作一界定。

“文”，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，后引申为语言文字、文物典籍、礼乐制度及美、善、德行之义。“化”，本义为改易、生成、造化，后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。“文化”，即“人文化成天下”，以与自然对举，或与无教化的“质朴”、“野蛮”对举。汉语中对“文化”的解释，表示文以载道、德以化人，本属精神领域，属于“小文化”范畴。

广义的“文化”，则将人类社会—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，统统摄入“文化”的定义域。梁启超在《什么是文化》中称：“文化者，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。”所谓共业，就是社会群体所造就行为的共同结果，由此形成我们既定的文化和生活环境，包含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众多领域：认识的（语言、哲学、科学、教育）；规范的（道德、法律、信仰）；艺术的（文学、美术、音乐、舞蹈、戏剧）；

器用的（生产工具、日用器皿以及制造它们的技术）；社会的（制度、组织、风俗习惯）等等。

人处于天地和群己之间，不仅是社会的产物，更是人文化成的产物。孔子说：“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指出了人在社会关系和文化陶冶过程中，必须敬畏的三种力量。天命，是人文化成的终极价值源泉；大人，是领导世俗社会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者；圣人之言，是传承天道、教化社会的圣贤言教。在这三种敬畏对象中，天命和圣人之言，构成文化的终极价值和神圣意义。

士，作为天道的承担者、传播者、实践者、监督者，向上的路径是：士希贤，贤希圣，圣希天；下达的路径是：修身，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。此即《中庸》所指出的文化路径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”由此可见，文化的价值源泉在天道，引领文化健康发展的主体是传承圣人之言的士，正如孟子所说：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唯士为能。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

佛教传入中国之后，儒道佛三教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。降至宋明以后，中国文化形成了以儒为主、以佛道为辅的格局。

永明延寿：“儒道仙家，皆是菩萨，示助扬化，同赞佛乘。”（《万善同归集》）

孤山智圆：“修身以儒，治心以释”，儒佛言异而理贯，共为表里，可以互补。（《闲居编》卷十九《中庸子传》上）

憨山德清为学“三要”：“不知《春秋》，不能涉世；不精《老》《庄》，不能忘世；不参禅，不能出世。”而此三者之要在于一心。（《憨山老人梦游全集》卷三十九）

一切哲学，都是在求安身立命、安邦定国的道体，而其间的差异，不过是求道的深浅、广狭而已。民国建立之后，儒教随帝制覆灭而丧失了国教的地位。在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中，欧阳渐对儒佛的主次关系作了全新的阐述。在《孔佛概论之概论》中，欧阳渐认为就趋向人生究竟而论，孔学是菩萨分学，佛学则全部分学。根据真俗、体用不二的辩证关系，儒学若无超世出世之精神，则不能排除意、必、固、我之封执；佛学若无入世治世之方便，则流入顽空守寂的小乘境界。因此，佛不碍儒，得佛法而儒道愈精深；儒不碍佛，得儒术而佛法以普被。[8]

凡俗的生命之流生生不息，文化的血脉由上承天道、下化人生的圣贤而得以延续。佛教传入中国后，融入大乘菩萨的救世思想，“士”的弘毅精神和历史使命感进入更加超越的境界。这可以北宋张载的名言为标志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融于历史，通于天地，方为大人。在中国走向强盛的现代化道路中，在对天理良心的呼唤中，佛教的作用日益凸现，已经成为朝野有识之士的共识。